社会抚养费取消后的法律问题与实务应对

2021年8月，社会抚养费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曾让无数家庭忧心忡忡的”超生罚款”终于画上了句号。然而，制度的废止并不意味着相关法律问题的完全解决，特别是对那些因未缴纳社会抚养费而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群体，他们的困境依然存在。本文将从法律专业角度，剖析社会抚养费的前世今生及其取消后的法律遗留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实务应对建议。 ]*>.*?

回顾社会抚养费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人口政策的演变轨迹。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为控制人口快速增长，”超生罚款”应运而生。当时这确实是一项行政处罚性质的罚款。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1996年《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对超计划生育不得给予罚款，但可以征收”计划外生育费”。

2000年，财政部和原国家计生委联合发文，将”计划外生育费”改为”社会抚养费”。这一更名不仅是称谓的变化，更体现了其法律性质的转变——从罚款变为一种补偿性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照官方解释，这是为调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

二、社会抚养费的法律性质辨析

尽管社会抚养费被官方定性为行政事业性收费，但在实际执行中，它与罚款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同属于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具有强制性特征，且不征收就会面临相应的法律后果。

从法理上看，社会抚养费具有补偿性和调节性双重功能。补偿性体现在它是对超生者占用额外社会公共资源的一种补偿；调节性则体现在通过经济手段调控生育行为，实现计划生育政策目标。

在我办理的案件中，常见当事人混淆社会抚养费与罚款的概念。我曾代理过一位张先生，他因2014年生育二胎被征收社会抚养费近7万元。他一直认为这是对他的”处罚”，实际上从法律角度看，这是一种行政收费，而非行政处罚。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导致许多当事人对相关法律程序存在误解。 ]*>.*?

社会抚养费制度废止后，主要面临两大类遗留问题：一是已征收费用是否退还；二是未缴纳费用导致的强制执行措施如何处理。

关于第一个问题，法律界普遍认为应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已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不予退还。这也是目前各地的通行做法。这与生育政策调整的连续性和法律适用的稳定性要求相一致。

第二个问题则较为复杂。对于那些因未缴纳社会抚养费而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人员，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他们的处境如何改变？这是当前实务中最为棘手的问题。

五、失信执行措施的法律处理路径

根据我的实务经验，对于因未缴纳社会抚养费而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目前全国各地处理方式不一，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路径：

第一种是由卫健部门（原计生委）主动向法院申请撤回执行。例如，云南省华宁县卫生健康局曾以新的计生政策为由，向法院提出撤销执行申请，法院随后裁定终结强制执行程序。

第二种是法院主动排查并解除限制措施。如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在2021年8月发布公告，对历年社会抚养费案件进行排查，解除对被执行人采取的强制措施。

第三种是检察机关介入监督。如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开展”社会抚养费强制执行”专项监督，解决相关执行案件4100余件，共为当事人免除1.1亿余元的行政征收款。

实务中，我曾代理过一位李女士的案件，她因2016年生育三胎被征收社会抚养费10万余元，无力缴纳后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社会抚养费制度废止后，我向当地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最终促使法院解除了对她的限制措施。这一成功案例表明，检察监督可能是当前解决这类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

对于社会抚养费遗留问题的处理，法律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既然法院当初的执行决定是基于当时有效的法律作出的，就不应因法律变更而推翻。这种观点强调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认为贸然解除强制措施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对遵守国策和法律的公民不公平。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既然社会抚养费制度已被废止，相应的强制执行措施也应随之解除。这种观点强调法律应当从有利于当事人权益保护的角度出发，认为继续维持这些限制措施与国家当前鼓励生育的政策导向相悖。

从法理上分析，我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行政强制法》第三十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后，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执行。法律依据已经不存在，相应的强制措施也应当终止。这不仅符合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也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法治精神相一致。 ]*>.*?

基于上述分析和实务经验，我对因未缴纳社会抚养费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当事人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可向当地卫健部门申请终止执行。由于社会抚养费的执行申请主体原本是计生部门（现为卫健部门），当事人可以《决定》和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依据，向其申请撤回执行申请。

其次，可向执行法院申请终结执行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为被执行人，可以向法院提出新情况、新理由，申请法院重新审查执行依据的合法性。

第三，可向检察院申请执行监督。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职能，可以对违法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纠正。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检察院提出申请，由检察院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在我代理的案件中，通过上述途径成功解除强制措施的比例约为60%，其中检察监督路径的成功率相对较高。不过，由于各地政策执行不一，具体操作仍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

八、法律政策建议

针对社会抚养费取消后的遗留问题，我认为应当从立法和政策层面作出进一步明确：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出台司法解释或指导意见，明确对社会抚养费未缴纳案件的处理原则和程序，统一各地法院的裁判尺度。

二是国家卫健委可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文，对社会抚养费遗留问题的处理作出专门规定，特别是明确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限制消费措施的解除程序。

三是各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为当事人提供清晰的程序指引和救济渠道。

社会抚养费制度的废止是我国人口政策重大调整的一部分，但制度转型期间的法律适用问题不容忽视。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些遗留问题，才能真正实现政策调整的良好效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法治社会中，任何法律制度的变革都应当遵循规则之治、程序正义的原则。社会抚养费制度的终结，不仅仅是一项政策的废止，更是对过去4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次历史性总结，它提醒我们，法律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自我完善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