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新型专利被侵权，如何获得足额赔偿？权威解析与实操

引言：创新成果的价值守护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创新是驱动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专利制度，特别是实用新型专利，为众多中小企业和个人创新者的智慧结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屏障。实用新型专利因其授权周期相对较短、创造性要求适中、与市场结合紧密等特点，在激发基层创新活力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有光亮的地方往往伴随着阴影。一项凝聚了心血的实用新型技术，一旦被他人非法仿冒、实施，不仅可能导致权利人市场份额的流失、商业机会的错失，更可能使其陷入维权困境，尤其是在损害赔偿环节。在我多年的法律实务工作中，屡屡见到这样的情况：权利人历经艰辛证明了侵权行为的存在，却最终因赔偿数额认定困难，获得的赔偿远不足以弥补损失，甚至覆盖不了维权成本。这种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无疑会挫伤创新者的积极性，也从根本上削弱了专利制度应有的威慑和激励作用。因此，深入理解实用新型专利侵权赔偿的法律规则，掌握有效的计算方法和证据策略，对于每一位专利权人而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接下来，将结合最新的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系统梳理和解析实用新型专利侵权赔偿的相关问题，希望能为权利人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背景与现状：实用新型保护面临的赔偿挑战

实用新型专利主要保护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它强调的是技术的实用性和对现有技术的改进，与发明专利相比，虽然创造性要求不高，但其与市场需求贴合更紧密，转化应用速度更快。正是这种特性，使得实用新型专利更容易成为侵权行为的目标。市场上，短平快的仿冒行为屡见不鲜，特别是在一些技术更新迭代较快的消费品领域，侵权者往往能够迅速复制、生产并以更低价格销售侵权产品，给专利权人带来直接且巨大的经济冲击。

然而，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件的赔偿问题一直面临着几大老大难：

首先，权利人实际损失难以量化。很多中小企业或个人权利人，自身的财务管理体系可能不够健全，或者其专利产品并非单一收入来源，导致很难精确计算出因侵权行为直接导致的产品销量减少、利润下降等具体数额。市场因素复杂多变，要清晰证明销量下滑与特定侵权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证据要求极高。

其次，侵权人侵权获利难以查明。侵权行为往往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侵权者出于规避责任的本能，通常不会主动、真实地披露其生产规模、销售数据、成本构成和利润情况。权利人想要获取对方内部的经营账簿、财务资料等核心证据，如同大海捞针。即便诉诸法院，申请证据保全或责令提供证据，侵权人也可能以各种理由拖延、拒不提供，或者提供不完整、虚假的材料，使得法院难以准确核算其非法所得。

再次，专利技术贡献度认定存争议。一项产品往往融合了多种技术和非技术因素（如品牌、营销渠道等）。涉案的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对整个侵权产品的最终利润究竟贡献了多少比例，往往成为法庭辩论的焦点。侵权方常会极力贬低专利技术的价值，主张利润主要来源于其他因素，而权利人则需反向论证其专利的核心价值和市场吸引力。这个比例的确定，直接关系到以侵权获利计算赔偿时的基数大小。

最后，曾经的法定赔偿额度偏低，威慑力不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若前述损失或获利难以确定，法院适用的法定赔偿上限相对较低，有时甚至不足以覆盖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客观上纵容了部分侵权者的侥幸心理，使得侵权成本过低。

值得庆幸的是，立法层面已经关注到这些问题。特别是自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起施行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在侵权赔偿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包括将法定赔偿的上限大幅提高至五百万元人民币，并明确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可处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赔偿），同时强化了法院在证据收集方面的职权，规定了证据提供令制度及其妨碍后果。这些修订，体现了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侵权代价的坚定决心，为解决赔偿低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也标志着我国实用新型专利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法律要点解析：赔偿数额的多元确定路径

根据现行《专利法》第七十一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的赔偿数额确定，主要遵循以下几种方法，并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和原则适用：

1.权利人实际损失

这是确定赔偿数额的首选依据之一。计算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导致的专利产品销售量减少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二是如果销售量减少难以精确统计，可以尝试按照市场上侵权产品的总销售数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来估算。这里的合理利润需要权利人提供证据支持，例如自身的财务报表、成本核算资料、同行业类似产品的利润率数据等。主张实际损失，权利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证明销量减少与侵权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以及提供可靠的利润数据。

2.侵权人侵权获利

与实际损失并列，同样是确定赔偿数额的首选依据。权利人可以选择对其更有利的计算方式进行主张。计算方式通常是侵权产品的销售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这里的合理利润，司法解释明确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但对于那些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专业侵权者，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后者通常数额更高。实践中，证明侵权获利的最大难点在于获取侵权方的销售数据和利润信息。权利人需要尽可能搜集各种间接证据，如侵权产品在各大电商平台的销售记录、评价数量、公开的招投标信息、侵权人的广告宣传资料、行业报告中的市场份额数据等，并可依法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或责令对方提供账簿。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依据侵权获利计算赔偿时，法院通常会审慎考虑涉案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对侵权产品整体利润的贡献度或贡献率。如果一项侵权产品融合了多项技术，或者其市场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品牌效应、成熟的销售渠道等非专利因素，法院会根据涉案专利的技术价值、创新程度、在产品中的作用、是否为核心部件或主要卖点等因素，合理确定一个比例，对计算出的总利润进行适当调整。被告方往往会极力压低贡献率，原告则需要充分论证其专利技术的不可或缺性和核心价值。考量因素可能包括专利的创造性高度（虽然实用新型要求不高，但仍有区分）、研发投入、对产品性能或成本的改善程度、是否解决了关键技术问题、市场对该技术特征的认可度等。

3.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

当前两种方法都难以确定赔偿数额时，如果存在可参照的、性质类似的专利许可使用合同，法院可以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来确定赔偿数额。这里的参照并非简单照搬许可费金额，法院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进行裁量，包括：涉案专利的类型（实用新型）、许可的性质（是独占、排他还是普通许可）、许可的范围和时间、许可费的支付方式和标准、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如是否故意、规模大小、持续时间长短）等。通常，法院会在一个合理的倍数区间内（实践中常见的是一至五倍，甚至可能更高）进行酌定。权利人若希望法院采用此方法，需要提供真实、有效的专利许可合同、相应的费用支付凭证等证据，并论证其参照的合理性。

4.法定赔偿

当前述三种方法均难以适用，或者权利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精确计算损失或获利时，法院可以依据职权，在法定赔偿额的幅度内（根据新《专利法》，实用新型专利与发明专利一样，均为人民币三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酌情确定赔偿数额。这是司法实践中适用频率相当高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权利人举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称为法定赔偿，但并非固定数额，法院的裁量空间很大。法院在适用法定赔偿时，会综合考量一系列因素，力求使赔偿数额与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匹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专利权的类型和技术价值（实用新型的创新点、技术复杂度、市场认可度、是否有获奖或被认定为高价值专利等）；侵权行为的性质（是生产、销售还是许诺销售等）、方式、范围（地域广度、线上线下渠道）、持续时间；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是过失还是故意，是否属于重复侵权、恶意侵权）；侵权后果的严重性；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虽然理论上法定赔偿已包含，但高额的合理开支仍是法院酌情提高赔偿的重要考量因素）；是否有证据显示侵权规模较大或获利较多（即使无法精确计算）等。因此，即使预期可能适用法定赔偿，权利人也应尽最大努力提供尽可能多的证据来影响法院的酌定裁量，争取在法定幅度内获得更高的赔偿。

5.惩罚性赔偿

这是新《专利法》的一大亮点，旨在严厉打击恶意侵权行为，大幅提高侵权成本。对于故意侵犯专利权，且情节严重的，法院可以在按照上述实际损失、侵权获利或者许可费倍数计算出的赔偿数额（此为计算基数）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适用惩罚性赔偿，权利人需要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证明侵权人同时具备主观故意和客观情节严重两个构成要件。故意通常指侵权人明知或应知其行为构成侵权，例如在收到权利人明确的侵权警告函后仍不停止侵权、雇佣权利人前员工窃取技术、属于重复侵权等。情节严重则通常考虑侵权规模巨大、持续时间长、侵权获利数额高、以侵权为业、在诉讼中采取伪造证据或拒不执行保全裁定等行为。惩罚性赔偿的引入，极大地增强了专利保护的威慑力，尤其对那些意图通过侵权牟取暴利的市场主体形成了有力震慑。

6.合理开支

无论最终采用哪种方法计算赔偿数额（法定赔偿通常已将合理开支考虑在内，但实践中法院也可能在法定赔偿之外另行支持部分合理开支，或将其作为提高法定赔偿额的重要因素），赔偿总额中都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这部分费用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公证费、购买侵权样品的费用、调查取证费（如差旅费、翻译费、鉴定费、审计费等）。主张合理开支，权利人需要提供相应的合同、票据、支付凭证等证据，并说明各项支出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其与本案维权行为的直接关联性。法院会对这些开支的真实性、必要性、合理性进行审查，并非所有支出都能获得全额支持。

典型案例评析：证据策略如何赢得高额赔偿

理论的阐述最终要服务于实践。通过剖析一些获得较高赔偿额的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例，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理解证据在赔偿认定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如何有效运用法律规则。

案例一：巧用侵权人自身宣传材料——福州百益百利诉上海点挂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该案涉及一种结固式锚栓的实用新型专利。在赔偿数额确定环节，被告明确表示不提交销售数据和财务账册。然而，权利人提交了被告在二零一七年对外宣传其涉案侵权产品（第三代点挂安装技术的核心部件）累计施工面积已达二百万平方米以上的证据，以及相关的工程案例宣传册和网站信息。尽管被告抗辩称这是夸大宣传，且相关工程并非全部使用被诉侵权产品，但其未能提供有效反证来证明其实际施工量和使用的锚栓类型。最高法院认为，在被告拒不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可以采信其对外宣传的数据作为认定侵权规模的依据。法院指出，被告应对其商业宣传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能在需要承担责任时轻易以夸大为由推翻。结合权利人主张的每平方米锚栓用量、产品单价和合理利润率，法院认定被告侵权获利远超原告主张的二百五十万元。最终，考虑到被告侵权时间长、范围广、恶意明显以及原告支付的合理维权费用等因素，全额支持了原告二百五十万元的赔偿请求。此案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明确了在举证妨碍规则下，侵权人自身的公开宣传内容可以成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有力打击了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也证明了即使是实用新型小专利，只要维权策略得当，也能获得高额赔偿。

案例二：多渠道取证与证据规则运用——深圳敦骏诉深圳市吉祥腾达侵害发明专利权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2019)最高法知民终147号，虽然是发明专利，但其证据方法对实用新型同样适用）。原告为证明被告侵权获利巨大，提交了被告在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的产品售价和累计评价数量，并据此估算了销售额和利润。同时，原告还提供了被告官网宣传的年销售额、行业占比等宏观数据。虽然这些数据并非绝对精确的财务记录，但构成了侵权获利的初步证据链。在此基础上，原告依法申请法院责令被告提交相关账簿资料，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最终，法院依据证据提供令制度及妨碍后果的规定，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初步证据，全额支持了原告五百万元的赔偿请求（当时法定赔偿的上限）。该案的启示在于：即使无法获得直接的财务数据，通过公开渠道（如电商平台销量评价、企业官网宣传）收集的间接证据也能构成有效的初步证明；积极运用诉讼规则（如申请法院责令提供证据）是突破举证困境、促使法院作出有利于权利人裁决的关键一步。

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要点：在专利侵权赔偿的博弈中，证据是王道。获得理想的赔偿数额，离不开权利人积极主动、全面细致、策略得当的举证活动。仅仅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围绕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有效地量化损失、证明获利、论证专利价值，才是决定最终赔偿结果的关键所在。

实操指南：权利人的证据策略与维权要点

面对实用新型专利被侵权的局面，权利人应如何制定并执行有效的证据策略，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合理的经济赔偿呢？以下是一些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建议：

1.早期预警与证据固定：一旦发现市场上有疑似侵权产品，应立即行动。首先，通过公证购买的方式固定侵权产品实物、销售票据、产品说明书等。对于线上侵权，务必进行网页公证，全面保存销售页面（包括产品介绍、价格、销量、用户评价）、宣传广告、直播带货录屏等电子证据。同时，留意收集侵权者的公司宣传册、展会资料、招投标信息、新闻报道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后续证明侵权规模和主观故意的线索。

2.评估自身损失与对方信息：在启动维权程序前，内部先进行评估。梳理自身的财务数据，分析因侵权可能导致的销售额下降、市场份额萎缩、产品价格被迫下调等潜在损失，并初步匡算数额。同时，尽可能多渠道地搜集关于侵权者的信息，包括其经营规模、生产能力、市场覆盖范围、产品定价策略、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公开的财务报告（如为上市公司或挂牌公司）、行业地位等，以便初步预估其可能的侵权获利。

3.深挖专利价值与贡献度：准备好证明涉案实用新型专利自身价值的材料，例如专利证书、专利审查过程中的文件（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等可反映技术贡献）、研发投入证明、获得奖项或政府资助的证明、技术鉴定报告、市场上的成功应用案例、已有的许可合同（如有）等。要深入分析该专利的技术创新点、解决的技术问题、相比现有技术的优势，并思考如何有力地论证该专利技术在侵权产品整体价值和利润形成中的贡献比例，可以从技术核心度、市场卖点、成本降低、性能提升等多个维度展开。

4.善用法律程序获取证据：在诉讼过程中，如果证明侵权获利的关键证据（如财务账簿、生产销售记录）确实由对方掌握，要果断地依法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或者申请法院签发证据提供令，责令对方限期提交。对于由第三方（如电商平台、物流公司、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所）持有的相关证据，可以申请法院签发调查令进行调取。要熟悉并用好这些法律赋予的武器。

5.着力证明侵权人的主观恶意：如果侵权行为符合故意且情节严重的特征，力争适用惩罚性赔偿，可以显著提高赔偿数额。为此，需要重点收集能够证明侵权人主观恶意的证据，例如：是否曾向侵权人发送过明确的侵权警告函、律师函及其回函情况（置之不理或继续侵权）；侵权人是否曾为权利人的商业伙伴、代工厂或前雇员，有机会接触或了解涉案技术；是否有证据表明侵权人在明知侵权风险后仍大规模扩大生产、销售；是否有重复侵权、或针对同一权利人不同专利进行系列侵权的历史；是否存在诉讼中的不诚信行为等。

6.细致整理并主张合理开支：维权必然伴随成本。务必妥善保管维权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费用票据和凭证，建立清晰的台账，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需提供代理合同和发票）、公证费、鉴定费、审计费、翻译费、购买侵权样品的费用、合理的差旅费等。在诉讼请求中明确列出各项合理开支，并说明其支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争取法院的全额或大部分支持。

7.考虑聘请专业团队：专利侵权诉讼，特别是涉及复杂赔偿计算的案件，专业性极强。聘请经验丰富的知识产权律师和必要时的技术专家、会计专家，对于制定精准的诉讼策略、组织有力的证据体系、进行专业的法庭辩论至关重要。专业的投入往往能在最终的赔偿结果中获得数倍的回报。

热点问题解答：澄清常见疑惑

问：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在侵权赔偿计算上，标准是否有所不同？

答：从法律规定层面看，《专利法》第七十一条关于赔偿计算的五种方法（实际损失、侵权获利、许可费倍数、法定赔偿、惩罚性赔偿）以及合理开支的承担，对于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区别对待。然而，在具体适用，尤其是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如确定法定赔偿数额、评估专利贡献度），专利的类型及其所体现的技术含量、创新高度可能会成为考量因素之一。通常认为，发明专利经过实质审查，其技术方案的创造性、新颖性要求更高，平均技术价值可能也更高。但这并非绝对，一项市场价值巨大、解决了重要技术问题的实用新型专利，完全可能比一项市场应用不广的发明专利获得更高的赔偿。关键还是在于个案中的证据情况和专利本身的实际价值。

问：如果侵权者只是一个小网店或者小作坊，规模不大，是不是就很难获得高额赔偿了？

答：侵权者的规模确实是影响赔偿数额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计算侵权获利或适用法定赔偿时。对于规模较小的侵权者，其能够产生的实际获利可能有限，权利人能收集到的侵权证据也可能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更倾向于适用法定赔偿，并且数额可能不会太高。但是，也并非绝对。首先，法定赔偿有最低三万元的下限保障。其次，即使规模小，如果能证明其侵权行为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如明知故犯、屡教不改），或者虽然单体规模小但侵权产品数量巨大、分布广泛，或者权利人能够证明其存在隐匿收入、低报销量等不诚信行为，法院仍可能在法定赔偿幅度内给予相对较高的判赔额，以体现惩戒意图。此外，维权策略上，可以考虑不仅仅追究末端销售者，而是尽可能追溯到生产源头（制造商），通常制造商的侵权规模更大，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也更强。

问：证明专利技术对侵权产品利润的贡献度非常困难，有什么技巧或思路吗？

答：确实，贡献度的量化是实践中的一大难点，缺乏统一的计算公式。权利人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论证，以争取更有利的认定：一是强调涉案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是侵权产品的核心技术、关键卖点或主要创新所在，是吸引消费者购买、区别于同类产品的主要原因，解决了行业内的某个痛点。二是进行市场对比分析，例如，对比包含该专利技术的产品与不包含该技术（或使用落后替代技术）的同类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销量表现、用户评价等，用市场数据反推技术价值。三是提供行业报告、专家意见或技术鉴定结论，佐证该项技术在相关领域的重要性、先进性及商业价值。四是反向排除法，如果能够证明侵权产品除了涉案专利技术外，其他组成部分技术含量不高、属于公知技术或价值较低，那么可以反向论证涉案专利技术的贡献度相对较高。五是参考已有的、涉及该专利的许可合同中约定的提成比例（如有）。

结语与建议：让创新价值得到应有尊重

实用新型专利，作为我国专利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大量来自中小企业和个人创新者的智慧火花。对其权利的有效保护，不仅关乎个体创新者的切身利益，更关乎整个国家创新生态的健康与繁荣。侵权赔偿，作为专利保护链条上的最终救济环节，其数额能否公平合理地确定，直接反映了法律对创新价值的认可程度和对侵权行为的制裁力度。

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新《专利法》的实施和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化，我国在解决专利侵权赔偿低问题上取得了显著进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法定赔偿上限的大幅提高、证据规则的持续优化，都为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在内的权利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获取足额赔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力支撑。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武器的威力，最终还需通过权利人积极、智慧的运用才能得以展现。作为权利人，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获得理想的赔偿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我们不仅拥有高质量的创新成果，更要有强烈的维权意识、周密的证据布局、专业的法律指导和坚定的诉讼决心。从日常的知识产权管理做起，规范内部流程，重视证据保存，关注市场动态，一旦发现侵权，要果断采取行动，及时固定证据，并在专业人士的协助下，选择最合适的维权路径，善用法律赋予的各项工具，据理力争。

面对侵权行为，不应因其看似小而忽视，也不应因维权过程的复杂而退缩。每一次成功的维权，不仅是对自身权益的捍卫，也是对潜在侵权者的警示，更是对整个社会尊重知识、鼓励创新良好风尚的贡献。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法治环境的不断完善，侵权者必将为其不法行为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而诚实劳动、勇于创新的市场主体，其智慧成果也必将得到更加充分、有效的保护和回报。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价值得到充分尊重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