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关键点深度解析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有当事人或者咨询者问到，因为他人的犯罪行为受到了伤害，除了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外，自己遭受的损失，比如医疗费、误工费，甚至是更为严重的残疾或者死亡后果，能不能在刑事案件中一并要求赔偿？如果可以，具体能要求赔偿哪些项目？数额巨大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上的痛苦，法院会支持吗？这些问题，都指向了一个核心的法律制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及其赔偿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顾名思义，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赔偿问题的诉讼活动。这项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方便被害人行使权利，同时也能够将赔偿情况作为考量被告人悔罪态度和量刑的情节之一，体现法律的全面评价和人道关怀。然而，正因为它的附带性质，其规则，特别是赔偿范围，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独立民事侵权诉讼存在显著差异。很多时候，当事人的期待与法律的实际规定之间存在差距，这就需要我们对其有清晰准确的认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解

要准确把握赔偿范围，首先需要理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它虽然解决的是民事赔偿问题，但在程序上依附于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刑事案件尚未立案，就无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相关的损害赔偿只能通过独立的民事诉讼途径解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条规定明确了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损失必须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直接引起；二是损失的性质被限定为物质损失。这就为我们理解其赔偿范围划定了基本框架。

设立这项制度的意义深远。一方面，它为被害人提供了一条相对便捷的索赔通道，无需另行起诉，节约了时间和司法资源。在刑事案件调查和审理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很多可以直接用于证明民事损害事实，减轻了被害人的举证负担。另一方面，它将民事赔偿与刑事处罚相结合，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行为，通常会被视为悔罪表现的重要体现，法院在量刑时会予以考虑，这有助于促进矛盾化解，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法律框架下的赔偿项目：哪些损失明确可以赔？

那么，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哪些物质损失是明确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获得的呢？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具体赔偿项目包括：

• 医疗费：因治疗犯罪行为造成的人身伤害所实际发生的诊疗费用、医药费等。

• 护理费：根据治疗需要和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确定的，为护理受害人所支出的费用。

• 交通费：被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所实际发生的用于交通的费用。

• 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其他合理费用：例如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 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被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参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或者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 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因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残疾的，为辅助其日常生活所需购买的、必要的辅助器具（如轮椅、假肢等）的费用。

• 丧葬费：因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可以看出，上述项目都具有直接性、实际性和物质性的特点，是被害人因犯罪侵害而实际支出或明确减少的财产性利益。

争议焦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

实践中最常引发争议，也是许多被害人及其家属最为关心的问题，在于数额往往较大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通常合称为两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赔偿范围？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在相关司法解释及其说明中非常明确：除特定情况外，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不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赔偿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仅列举了上述直接物质损失项目，并未包含两金。该解释的起草小组在权威解读中进一步阐释，明确指出，除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的案件外，两金不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判赔范围。同时，该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这也清晰地排除了精神损害赔偿通过判决获得支持的可能性。

为何作出这样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给出了几点理由：

1. 法律依据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明确规定赔偿范围是物质损失。虽然民法理论对两金的性质有不同理解，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司法解释将其排除在判决支持的物质损失之外。

2. 司法实践的考量：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尤其是暴力犯罪的被告人，往往经济状况较差，赔偿能力有限。两金数额巨大，如果判决支持，很可能因被告人无力履行而成为法律白条（即空判），不仅无法实际弥补被害人损失，反而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执行难题，损害司法权威。

3. 与刑事责任的平衡：刑事诉讼的核心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刑罚本身具有惩罚、威慑、矫正功能，也是对被害人的一种抚慰方式。如果再判令被告人承担与纯民事侵权案件相同的高额赔偿（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可能存在重复评价或过度惩罚的问题。传统观念中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思想也有一定影响。

4. 避免架空制度：如果允许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和两金，绝大多数被害人可能会选择后者，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实践中被虚置，其高效、便捷、促进和解的功能将大打折扣。

5. 促进调解和解：将两金和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判决范围之外，客观上可以引导当事人更理性地通过调解、和解方式解决赔偿问题。因为在调解和解中，赔偿范围和数额是不受此限制的。

6. 与国家救助衔接：我国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对于因犯罪行为陷入生活困境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国家司法救助。虽然救助金额通常有限，但也是一种补充性的保障措施。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而言，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在法庭判决层面，能够获得支持的赔偿项目主要是直接的物质损失，期待通过判决获得高额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或精神损害抚慰金，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比较困难的。

特殊情况：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处理

凡事有例外。上述关于两金和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情形，那就是因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案件（例如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导致严重后果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赔偿规则，以及不足部分的责任分担。这意味着，在此类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范围和标准是参照处理普通交通事故的民事规则来确定的。实践中，这意味着在此类案件中，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有权主张包括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在内的更广泛的赔偿项目，并且通常可以先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进行赔付。这主要是考虑到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特殊性以及强制保险制度的存在。

调解与和解：拓宽赔偿范围的有效途径

虽然法院判决的赔偿范围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害人无法获得更全面的补偿。法律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敞开了一扇窗——那就是调解与和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第四款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

这赋予了调解和解极大的灵活性。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被害人可以主张包括两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各项损失，被告人及其家属也可以根据自身能力和意愿，同意支付超出法定判决范围的赔偿款项。这种方式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会制作调解书或在判决中确认和解内容。

在实践中，调解和解往往是解决附带民事赔偿问题的优选方案。对于被害人而言，可以更快、更实际地拿到赔偿款，弥补损失，获得心理慰藉。对于被告人而言，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是争取从宽处理（例如判处缓刑）的重要条件。法院也非常鼓励双方通过调解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

关于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如何处理？

还有一类常见情况，比如盗窃、抢劫、诈骗、敲诈勒索等侵财类犯罪，被害人的财物被被告人非法占有或处置了，这部分损失如何弥补？被害人能否就这些被侵占的财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答案是否定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这意味着，对于这类犯罪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法律规定的主要救济途径是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而非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赔偿。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责任依法追查、收缴赃款赃物，并发还被害人；对于无法追缴或者已经毁损、消耗的部分，可以判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不能就此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当然，追缴、退赔的积极程度和结果，同样会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

给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几点实用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无论是被害人还是被告人，在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都应有清晰的认识和理性的策略。

对被害人而言：

1. 明确权利边界：了解法院判决支持的赔偿范围主要限于直接物质损失，对两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除机动车犯罪案件外）不应抱有不切实际的判决期待。

2. 重视调解协商：积极参与法庭主持的调解或与被告方进行和解谈判，这是争取更全面赔偿（包括两金、精神损失等）的最有效途径。

3. 充分准备证据：对于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法定赔偿项目，务必收集好发票、诊断证明、收入证明、交通票据等所有相关证据材料，以便在诉讼或调解中有效主张。

4. 了解特殊规则：如果是机动车犯罪案件的受害者，要了解可以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主张更广泛的赔偿，并注意保险理赔的程序。

对被告人而言：

1. 认识赔偿意义：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是体现悔罪态度、争取从宽处罚（包括缓刑）的关键一环。这不仅仅是民事责任，更直接关系到刑事责任的轻重。

2. 主动寻求和解：主动与被害人沟通，争取达成和解协议。即使经济困难，也要展现诚意，可以争取分期履行或请亲友代为赔偿。调解成功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都更好。

3. 配合追缴退赔：对于侵财类犯罪，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追缴赃款赃物或主动退赔，同样是重要的量刑考量因素。

结语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司法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试图在惩罚犯罪与救济被害人之间找到平衡点。理解其赔偿范围的特殊规定，特别是关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性处理，对于当事人有效维护自身权益、合理预期诉讼结果至关重要。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调解、和解在此类案件中的特殊价值和巨大空间。法律的规定是刚性的，但法律的适用和纠纷的解决可以充满智慧和温度。在遇到具体案件时，深入了解相关法律规定，并在必要时寻求专业法律人士的帮助，无疑是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