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冷静期存废之争：法律、情感与现实的博弈

引言

近几年来，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讨论热度始终未减。特别是每年特定时期，总会有代表委员提出修改甚至删除《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的建议，再次将其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这项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民法典》实施起生效的制度，从诞生之初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它有助于挽救濒临破裂的婚姻，是维护家庭稳定的缓冲带；反对者则批评它干涉了个人的离婚自由，甚至可能给婚姻中的弱势方带来二次伤害。在我二十多年的法律实务生涯中，处理过形形色色的婚姻家事案件，也见证了这项制度从立法讨论到付诸实践的全过程。它究竟是良药还是枷锁？它的实施效果如何？未来又该何去何从？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法律条文的精细化设计，更触及我们对婚姻、家庭、个人权利以及社会治理的深层思考。今天，我想结合我的观察与实践经验，和大家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复杂而又充满现实意义的话题。

离婚冷静期的立法背景与实施现状

要理解离婚冷静期，我们得先回顾一下它的前世今生。在二零零三年《婚姻登记条例》修订之前，协议离婚需要单位或村（居）委会出具介绍信，并且存在一个类似审查的期限。二零零三年后，协议离婚的手续大大简化，夫妻双方带齐证件和离婚协议，符合条件便可当场领取离婚证，俗称立等可取。这种便利，一方面体现了对婚姻自由的尊重，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些担忧。立法者和社会部分观点认为，过于便捷的离婚程序可能导致冲动离婚增多，不利于家庭稳定和未成年子女的成长。同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当时的协议离婚门槛相对较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离婚率数据的逐年攀升（尽管对数据解读存在不同看法），设立离婚冷静期的呼声渐高。

最终，《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明确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离婚冷静期。需要注意的是，它包含两个三十日：第一个三十日是真正的冷静期，任何一方都可以单方面撤回申请；第二个三十日是办理期，需要双方共同到场申请领证，否则视为撤回。这意味着，从申请到最终拿到离婚证，顺利的话也需要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且增加了变数。

这项制度实施近五年来，从民政部门公布的数据看，确实产生了一些可见的效果。比如，协议离婚的数量和占比有所下降。根据一些统计，协议离婚占总离婚数的比例从二零二零年的超过八成，下降到近几年的七成左右。同时，诉讼离婚的数量和占比则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从二零二零年的一成多，攀升至近三成。这组数据的一降一升引发了关键性的疑问：离婚冷静期是真的劝退了部分离婚人群，让他们重归于好，还是仅仅把原本可以通过协议方式解决的离婚需求，挤压到了司法程序中？整体离婚率在二零二一年有明显下降后，近两年似乎又有所回升，这使得对冷静期降低离婚率效果的评判更加复杂。

核心法律要点解析：冷静期的是与非

从法律层面分析，离婚冷静期的设置触及了几个核心的法律原则和现实问题。

首先，是与婚姻自由原则的关系。婚姻自由不仅包括结婚自由，也包含离婚自由。这是我国《宪法》和《民法典》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反对者认为，离婚冷静期，特别是其一刀切适用于所有协议离婚申请，是对成年人自主决定婚姻状况权利的不当干预。他们认为，绝大多数选择协议离婚的夫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了少数可能的冲动离婚而给所有离婚当事人设置障碍，增加了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情感煎熬，其正当性存疑。

其次，冷静期是否达到了防止冲动离婚的立法初衷？实践中，确实有极少数夫妻在冷静期内和好，撤回了申请。从这个角度看，制度似乎有其积极一面。然而，这个比例并不高，有数据显示不足百分之七。更多的情况是，冷静期成为了双方博弈、甚至是一方恶意拖延、转移财产、抢夺子女抚养权或施加压力的窗口期。特别是对于那些本就处于弱势地位，比如遭受家庭暴力的一方，冷静期非但不能使其冷静，反而可能延长其痛苦，甚至使其面临更大的风险。一些极端案例中，甚至发生了在冷静期内施暴方杀害受害方的悲剧，这无疑是对制度善意初衷的极大讽刺。

再次，冷静期对司法资源的影响。如前所述，数据表明诉讼离婚案件显著增加。这意味着，许多本可以在民政部门通过协议解决的纠纷，最终涌入了法院。诉讼离婚程序更为复杂，耗时更长（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成本更高，给当事人带来更大讼累的同时，也加剧了法院本就紧张的审判压力。这是否是立法者期望看到的结果？恐怕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最后，也是最受诟病的一点，是现行冷静期规定缺乏必要的甄别机制和例外情形。它并未区分离婚的原因，无论是和平分手，还是因家暴、赌博、吸毒等严重问题而离婚，只要选择协议方式，都必须经过这三十天。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显然忽视了不同婚姻状况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尤其未能充分关照到需要紧急脱离危险关系的特殊群体。在我看来，这正是制度设计中最值得反思和改进之处。

典型案例折射的现实困境

在我处理的案件和接触到的咨询中，离婚冷静期的影响是具体而微的。

我曾遇到过一对年轻夫妻，结婚不到一年，因为生活琐事频繁争吵，一气之下就去民政局申请了离婚。在三十天的冷静期里，双方父母介入调解，小两口自己也反思了各自的问题，最终在冷静期结束前撤回了申请。这个案例或许能印证冷静期的积极作用，让一时冲动的婚姻得以挽回。但坦白说，这样的例子在我经手的案例中并不占多数。

更为常见的是另一种情况。比如，一位长期遭受丈夫家暴的女士，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与丈夫协商一致同意离婚，并就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达成了协议。他们一起去申请了离婚登记。然而，在冷静期内，男方反悔了，不仅不同意离婚，还变本加厉地威胁、骚扰女方，甚至扬言要伤害孩子。这位女士身心俱疲，最终不得不放弃协议离婚，转而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同时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冷静期，对她而言，非但不是冷静思考，反而成了煎熬与恐惧的三十天。原本可以快速解脱的途径被堵死，被迫卷入更漫长、更痛苦的诉讼程序。

还有一种情况也颇具代表性。一对夫妻感情早已破裂，双方都同意离婚，财产分割方案也谈妥了。但在冷静期内，一方（通常是经济优势方）听了某些建议，或者自己灵机一动，开始隐藏、转移共同财产，或者就之前谈好的条件反悔，试图在财产分割上获得更多利益。另一方发现后，自然无法接受，双方矛盾激化，最终也只能对簿公堂。原本清晰的协议被撕毁，简单的离婚程序被人为复杂化，增加了双方的敌意和诉讼成本。

这些案例生动地说明，一个统一适用的冷静期，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其效果是多维度的，甚至是矛盾的。它可能对少数人有益，但对更多人，尤其是那些关系恶劣、存在暴力风险或一方不诚信的婚姻而言，可能弊大于利。

身处冷静期漩涡，我们该如何应对？

既然离婚冷静期是现行法律规定，那么对于正在考虑或已经进入离婚程序的人们来说，了解如何应对至关重要。

如果你和配偶确实是和平分手，双方都有诚意履行协议，那么：

1. 充分沟通，确认细节：在申请离婚登记前，务必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务承担等所有事项进行充分协商，达成明确、具体、可操作的书面离婚协议。避免模糊不清的约定，为冷静期内的变数埋下隐患。

2. 了解程序，做好准备：清楚知晓三十天冷静期和之后三十天办理期的具体要求。确保双方在规定时间内都能亲自到场办理领证手续。提前规划好时间，避免因客观原因错过办理期而导致申请失效。

3. 保持理性沟通：冷静期内，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争吵和情绪激化。如果出现分歧，尝试理性沟通解决。若一方有反悔迹象，评估其真实意图，看是否有挽回或重新协商的可能。

如果你不幸遭遇家庭暴力，或者担心对方在冷静期内有不利行为（如转移财产、抢夺孩子），那么：

1. 安全第一，果断求助：如果存在人身安全威胁，协议离婚可能不是最佳选择。应优先考虑自身安全，及时报警，或向妇联、社区、专业律师求助。必要时，可以考虑分居，并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2. 固定证据，准备诉讼：即使暂时选择了协议离婚，也要同步收集家暴、对方有过错或转移财产的证据。一旦对方在冷静期内反悔或实施不利行为，这些证据将是未来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的关键。

3. 考虑诉讼离婚：虽然诉讼耗时费力，但在存在家暴、重大矛盾或一方不诚信的情况下，通过法院判决或调解离婚，往往更能保障自身权益，且法院的判决书或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比离婚协议的约束力更强。

对于那些因冷静期而被迫转向诉讼的人：

1. 调整心态，积极应对：认识到诉讼是解决纠纷的合法途径。聘请专业律师，梳理诉求，准备充分的证据材料。

2. 了解诉讼程序：熟悉起诉、立案、调解、开庭、判决等基本流程。积极配合法院的调解工作，争取达成对自身有利的调解协议，这通常比等待判决更快、效果也更可控。

3. 善用法律武器：在诉讼中，可以依法主张多分财产（若对方有过错或转移财产）、争取子女抚养权、要求损害赔偿等。法律是保护合法权益的工具。

热点追问与未来展望

围绕离婚冷静期，还有几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 问：有家暴就不能协议离婚，必须走诉讼吗？答：法律并未禁止家暴受害者协议离婚。但如前所述，冷静期的存在给协议离婚带来了风险。如果施暴方利用冷静期反悔或继续施暴，受害者将陷入更不利境地。因此，实践中，对于存在家暴的情况，我们通常更建议通过诉讼解决，并及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 问：冷静期内发现对方转移财产怎么办？答：应立即收集证据，如银行流水、转账记录、财产交易凭证等。如果在冷静期后转入诉讼，可以在诉讼中向法院提出，要求对方少分或不分财产。如果情况紧急，甚至可以考虑申请财产保全。

• 问：离婚冷静期未来会被取消吗？答：这是一个持续争议的问题。有强烈的修法呼声，但直接删除条文面临不小的立法挑战。目前来看，更现实的路径可能是通过司法解释对其适用进行限缩，例如明确排除家暴等特定情形，或者在冷静期内引入强制性的调解、心理辅导等配套措施，使其更具建设性，而非仅仅是时间的拖延。深圳等地已经开始了离婚预调解的有益探索，将心理咨询师、律师等专业力量引入，变冷静期为诊疗期，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或许为未来的改革方向提供了参考。

结语：在稳定与自由之间寻求平衡

离婚冷静期，作为一项旨在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制度设计，其初衷或许是善意的。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近五年的运行显示，它在现实中引发了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甚至对一部分人群造成了实质性的困扰和伤害。当一项制度带来的弊端开始显现，甚至可能超过其预设的益处时，对其进行反思、评估和调整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一刀切地保留或废除，而在于如何更精细化、更人性化地设计婚姻退出机制。法律的目标应当是保护婚姻中的人，特别是其中的弱势群体，而不是不问情由地维系一个空壳的或充满伤害的婚姻形式。未来的改革，或许应当着力于建立甄别机制，对存在家暴、虐待、遗弃等严重情形的离婚申请，开辟快速通道；同时，对于那些尚有挽回可能的婚姻，提供更专业、更有效的调解和辅导服务，而不仅仅是设定一个时间门槛。

法律应当体现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也应关照社会秩序的稳定。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考验着立法者和司法者的智慧。期待在未来的法律实践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更加公正、高效且充满人文关怀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毕竟，一个允许人们在不幸婚姻中体面、安全退出的社会，或许更能让人们有信心、有勇气去拥抱幸福的开始。